王兴文:太阳能电动车房车自驾游适合中国百姓
（2）城市建设用地国有，农地已经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的，土地性质即由集体所有变为国有。
日本《行政裁判法》第21条规定：行政裁判所判决的执行可以嘱托于普通法院。[38]只要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途径畅通，这种做法就无可厚非。
[22] 参见〔日〕有贺长雄：《论宪法草案之误点》，《民国经世文编（法律）》，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，第1357页。[?] 大总统申令，《政府公报》第751号，《政府公报（影印本）》第30册，上海书店1988年版，第353页。评事虽因受惩戒调查或刑事追诉被命解任尚未判决者，仍给以半额俸给。[62]1928年底，北洋政府时期结束，其行政诉讼法也退出了历史舞台，1932年代之以新的《行政诉讼法》。[62] 关于其总体情况的介绍，可参见黄源盛：《自序——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》，黄源盛纂辑：《平政院裁决录存》，2007年自刊行，第37页以下。
该法第4条规定：行政诉讼经平政院裁定后，不得请求再审。但这一建议自然不能为革命的政府所接受。（二）程序控制与控制程序 完善地方立法的程序，既规范权力运行，也保证内容上的公正与合理。
[2]毫无疑问，地方是一个范围极大的概念，但回归到一般立法权的问题上，又大约有三类具体的对象，分别是省（直辖市）、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（暂不讨论自治区、自治州的立法权）。两种理论描述了地方自治的不同形态，它们都有各自的现实例证，却都无法准确概括中国的问题。因此，地方立法权扩张的自治属性就极为突出。立法权主体上的扩张和立法权限的收窄，更进一步凸显了立法法推动地方自治的改革性质。
严格来说，所有的立法都要履行备案程序。[20]立法形成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，既有可能违反法律，也有可能违反宪法。
这种进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对地方立法的新情况，是值得思考并需要实践加以检验的。在当下结构中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工作职责往往限于监督，对地方决策和治理活动的参与却极为不足。See Colin Hey， Marxism and the State， in David Marsh and Tony Tant eds.，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， Ur- bana：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， 1999，pp.152-174. [15]参见王锡锌、章永乐：《专家、大众与知识的运用——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3年第3期。四、解决困境的可行性方案 由此可见，地方立法怀着美好的愿景，却同时面对结构性和现实性的困难。
它不仅发挥指引作用，也是政策的重要合法性基础。在我们的宪制结构中，地方政权机构的独立性十分有限，它一般被认为是中央和省级政权的延伸。政治和宪法理论为自治之本质提供了不同学说，包括固有权说、授权说、制度性保障说、人民主权说等。但在地方立法过程中，由于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多元、利益关联紧密，而且设区的市的人口相对较少、容易操作，因此应当适度允许社会团体、一定数量的公众发起立法倡议、建议或更进一步的实质性提案。
二、地方立法自主表达意志的方式 事实上，地方立法权扩张的表述并不完全准确，因为《立法法》在扩大了立法权的主体之后，却又相对收缩了它们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范围。首先当然是增设相关的专业性委员和法制工作委员会，使立法具有常规性。
未来的制度实践中，有必要改革地方人大常委会，完善地方立法的政治过程和利益表达，从而让地方立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和自治的功能。改革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，权力下放伴随着社会进步和自由程度的提升，这反映了制度松绑的欲求，也是地方治理的新趋向。
地方党委和政府要监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立法的情况，包括相关政府部门要积极参与协商（例如有关地方环境保护的立法，环保部门的参与就非常重要）。利益集团通常通过游说、利益输送、提供立法者以适当的资源等方式俘获立法主体，从而使得立法能够偏向于他们的利益。在《行政诉讼法》新近修改之后，法院可以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，已经被认为是法治的重要进步。尽管《立法法》并未明确规定这一点，但它隐含在同意权之中。没有民主作为基础，则很难有好的治理。【摘要】由设区的市进行立法是地方自主权的表现，也是实现地方政权机构和居民的意志、利益的基本方式。
3.地方立法活动将会为地方政治和社会主体提供协作平台。譬如，如何选择第三方，是直接委托，还是公开招标？如何监督第三方立法？委托立法将立法权力释放到了民意机构的外部，相关人员既可利用专业和技术理性来提升立法质量和针对性，同时也非常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。
地方自治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团体（政权机构）自治和居民自治，强调地方团体决策和行动的自由。发展民主之欲求与民主条件缺陷之间的两难，正是当下中国改革的明希豪森困境。
[16]这也是住民自治原则的表现之一。补充性和自主性也因此成为地方立法的主要特点，当然也是一种矛盾。
（一）激活并正确行使立法机关的权力 这既是地方立法发挥功效的前提，也是地方立法的民主效果。这就让自主成为一种必然选择。尽管《立法法》也是立法的程序法，但它主要规定狭义的立法环节，不能回应地方立法如何吸纳和代表居民的意志和利益、如何保证地方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、如何确保地方立法不被利益团体俘获、如何确保不同利益团体参与等问题。中国所有的改革，方向是光明的，道路却崎岖坎坷。
而且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能够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通道，是实现参与式民主和微观民主政治的有效路径。一种思路是将其改造为相对专业和专职的立法机构，这是团体自治精神的表现。
就分权来说，尽管地方自治是共识性结论，但基于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不同理论基础，[11]成了自治的不同形态。后者强调大众知识运用和集体选择，并为规则提供正当性支持。
【作者简介】 秦前红，单位为武汉大学法学院。没有分权作为保证，就很难确保自治的空间。
[10] 4.它有利于强化对地方政权机构的监督。在实现地方治理目标的同时，它更重视贯彻中央和省的意志。本文对设区的市的讨论主要不是在规范层面，而是从现实出发，承认并正视现实中的设区的市的复杂情形。这两大特点在实践中又对应地方立法的两大基础：分权和民主。
这一点可以从已经进行地方立法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、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情况中得到印证显然，当下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制度。
后者则进一步强调地方治理过程中存在多元利益，地方政权机构作为统治工具还要回应不同阶层的利益需要。例如，有学者提出以声望法来识别权力领袖。
改革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，权力下放伴随着社会进步和自由程度的提升，这反映了制度松绑的欲求，也是地方治理的新趋向。本文并不深究这一概念的完整内涵，而只是借用它表明一个浅显的道理，即当中国要去建设地方民主时，却又受困于民主的条件不具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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